“我的胸口有辆小轿车!”一位患者经常这样开玩笑。5年前，他因心脑病住院，被植入5个心脑支架，而一个支架的价格是2万多元，加起来的花费等于一辆轿车。然而，这辆昂贵的“轿车”并未给他带来好运，近他不幸猝死。
我国一位著名心脏科医生，70岁时出现心绞育，但他没去放支架，而是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，坚持口服药物，现在已经87岁，仍可轻松爬上二楼。
同是心脏病，为何不同命?除了个体差异外，能否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是重要的影响因素。应该承认，心脏介入技术的延生，是医学的一大进步。然而，任何医学技术都是有界限的，一旦超越界限，就会走向反面。
近，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，在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。事实上，中国也存同样的问题。专家指出，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，但不少病人却被放了5-10个支架，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。2009年，我国共实施心脑介入治疗23万例，如果按人均2个支架计算，仅耗材费就需要至少50亿元。其中，无效和无益的支架有多少呢?
支架滥用，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。事实上，医学新技术的滥用，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现象。病人不仅承担了不必要的痛苦和风险，而且支付了昂贵的医疗费用。那么，医学新技术为何容易被滥用，其主要原因有二：
一是技术崇拜。当今，一些医生过度追求和盲目崇拜高精尖设备，习惯用高新技术解决常见疾病，而忽视了基本、适宜的传统技术，忽视了患者是否用得起。
二是利益驱动。一些医生把新技术当成牟利的工具，在金钱的诱惑下，背弃了医学的人文精神，不断制造“医疗需求”，从中获取不当利益。
可见，过度医疗是技术崇拜和利益驱动杂交的怪胎，它使医学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道，正沿着越来越昂贵的方向前行。如果放任过度医疗泛滥，必将使国家医疗费用不断攀升，终陷入难以为继的边缘。在这方面，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过教训。
当前，我国医疗资源不足与浪费同时并存。只有用严格的制度约束过度医疗，减少无效的支出，才能让医改获得成功。否则，再多的投入也会被吞噬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