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的胸口有辆小轿车!”一位患者经常这样开玩笑。5年前,他因心脑病住院,被植入5个心脑支架,而一个支架的价格是2万多元,加起来的花费等于一辆轿车。然而,这辆昂贵的“轿车”并未给他带来好运,近他不幸猝死。
我国一位著名心脏科医生,70岁时出现心绞育,但他没去放支架,而是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,坚持口服药物,现在已经87岁,仍可轻松爬上二楼。
同是心脏病,为何不同命?除了个体差异外,能否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是重要的影响因素。应该承认,心脏介入技术的延生,是医学的一大进步。然而,任何医学技术都是有界限的,一旦超越界限,就会走向反面。
近,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,在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。事实上,中国也存同样的问题。专家指出,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,但不少病人却被放了5-10个支架,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。2009年,我国共实施心脑介入治疗23万例,如果按人均2个支架计算,仅耗材费就需要至少50亿元。其中,无效和无益的支架有多少呢?
支架滥用,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。事实上,医学新技术的滥用,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现象。病人不仅承担了不必要的痛苦和风险,而且支付了昂贵的医疗费用。那么,医学新技术为何容易被滥用,其主要原因有二:
一是技术崇拜。当今,一些医生过度追求和盲目崇拜高精尖设备,习惯用高新技术解决常见疾病,而忽视了基本、适宜的传统技术,忽视了患者是否用得起。
二是利益驱动。一些医生把新技术当成牟利的工具,在金钱的诱惑下,背弃了医学的人文精神,不断制造“医疗需求”,从中获取不当利益。
可见,过度医疗是技术崇拜和利益驱动杂交的怪胎,它使医学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道,正沿着越来越昂贵的方向前行。如果放任过度医疗泛滥,必将使国家医疗费用不断攀升,终陷入难以为继的边缘。在这方面,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过教训。
当前,我国医疗资源不足与浪费同时并存。只有用严格的制度约束过度医疗,减少无效的支出,才能让医改获得成功。否则,再多的投入也会被吞噬掉。